一九七七年夏天，在台大外文系教英国文学史的李达三教授到香港去教书，侯健邀我回台大专任教这门主课，这是我终身志趣。
在编译馆的岁月，风夜从公，我非常认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完成文学文化的计划，包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进军世界文坛，放下“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从文学的角度新编国中国文教科书，以及编纂西方文化经典和“现代化丛书”。
很多人以为我会继续这份工作，但我内心真正喜欢的是回校园教书，因此当我离开时，也就无所眷恋了。
离开国立编译馆那早上，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曾度过五个夏天的办公桌前，望着窗外那棵美丽的变树。在一切俗务烦恼之外，我曾多少次从那台新的电动打字机上抬头，看到日影移动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树》歌（JOyceKilmer”Trees”）之中的赞叹：
AtreethatlooksatGOdallday.
Andliftsherleafyarmstopray.
这树整日仰望上帝。
高举枝叶茂密的手臂祷告。
啊!它使我想起，这些年中我曾度过多少“难过苦关头”，寻找了多少解决难题的方法，请教了多少学者专家，折冲、讨论。达到一个“国家出版人”的稳妥结论。
他们的审查意见，在那个没有复印机，没有计算机的时代，都是一页一页的墨宝……这些学者的大名可以说涵盖了一九六0到八0年代的台湾文化史，他们的声音笑貌，这棵变树隔着窗子，看得真切。
一九七七年暑假，王馆长已退休，我从编译馆全身而退，他全心而退，回到台大那宁静的文学院老楼，斑驳而明亮的回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