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王德威邀我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台湾现代华语文学”（MOdernChineSeLiteratUrefromTaiWan）英译计划，由他、马悦然和我组成编辑委员会，计划资助者是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意外的惊喜，一个完成心愿的良机。这个合作在文化意义之外，尚有一层层的公私缘份。
王德威在一九七六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后”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得比较文学博士，一九八七年已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兰熙和我邀他作笔会英文季刊的顾问。他经常回台湾省亲，参加文学会议，对台湾文学的论评幅度相当深广，也有相当影响。
一九九0年他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丁龙讲座，且获聘为哥大出版社咨询委员，并受委托推行蒋氏基金会推动的台湾文学英译计划。他邀我合作至今，目前出版作品有三十本。即将出版的尚有张贵兴《猴杯》、朱天心《古都》、骆以军《月球姓氏》、蔡素芬《盐田儿女》、吴继文《天河撩乱》等。以下列出由我和王德威主编出版的作品：
王祯和《玫瑰玫瑰我爱你》
郑清文《三脚马》
朱天文《荒人手记》
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
张大春《野孩子》
奚密、马悦然主编《台湾现代诗选》
李乔《寒夜》
黄春明《苹果的滋味》
张系国《城三部曲》
李永平《吉陵春秋》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陶忘机主编《原住民文学》
齐邦媛、王德威编《最后的黄埔》
平路《行道天涯》
吴浊流《亚细亚孤儿》
一九年，王德威回台安葬父亲，葬礼后不久，我家世交梁肃戎先生问我：
“你知道他是王镜仁先生的儿子吗？”我听了惊愕良久，真是悲欣百感交集。当时我父亲刚逝世两年，他生前一切，我记忆犹新。他来到台湾后已一无所有，肯帮助他保住《时与潮》一线香火的都是雪中送炭的朋友，让我终身感激。
王镜仁先生在日军盘据东北期间，任吉林长岭县教育局长，暗中参加抗日地下工作，支持由我父亲负责的革命活动，充满了爱国心和正义感。谁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和国内政策失误，东北首先落入之手，辗转万里，孤身来到台湾，家国俱失，何等悲枪!来台初期，由革命同志石坚先生推荐，加入在台复刊的《时与潮》社，担任撰述编辑，后亦曾负责社务。一九五0年代后期至七0年代，义助我父亲维持周刊发行十余年，不仅不支薪水，且随时因鼓吹政治思想自由，面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曾经是抗战八年重庆最有份量的国际政治评论的《时与潮》杂志，经常濒于倒闭边缘，被数度勒令停刊，但期满又出刊，屡仆屡起。最后一次出版一百五十三期，竟得官方一百五十二个警告，终至休刊!那十多年间，在台北由许昌街至迁至锦西街租来的斗室中，不顾外面的风雨飘摇，分享难以实现的文人理想与抱负，需要多大的勇气!镜仁叔的道义与风骨令我感激钦佩。他们老兄弟若能在天上重聚，当会欣慰看到德威与我接续两代的文字缘。
十年间我们用纸笔通信。在进步到传真机的时候，第一封传给德威的信，是一九九八年农历除夕写的:“寒流正一袭来，窗外鞭炮声也比往年少些，据云不景气，凡事萧条……。”此信系为李乔《寒夜》英译出版而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请一位审稿人，认为《寒夜》对世界文学研究很有价值，但对一般英语读者或许“不甚有趣”。我说，若有价值，就值得这个计划出版，从《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杀夫》的角度，《寒夜》和《亚细亚孤儿》等，当然“无趣”，但是今年英、美两大奖得主，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和查尔斯。佛雷泽《冷山》也不甚有趣。就台湾文学的发展来说，《寒夜》、《三脚马》和《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些长篇是我们所爱的。后来我在一个国际研讨会场发言时提到此点，有一位美国学者回应:“你说，deartous，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我们’啊！”
十年后重读当年信件，想到德威与我为选书、译稿、出版的种种奋斗，真可说是一种革命情怀。德威的母亲姜允中女士，早年在沈阳加人当地的道德会，以妇女识字班、技艺班、幼儿园等社会服务为终身事业。当年的道德会，有宗教的胸怀而无宗教的形式，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以最贴近民情的素朴方式，在闭塞的北国家乡，帮助了无数的妇女走出愚昧悲惨的命运，从东北到台湾，始终在办这些事业。德威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台北，由一个“找一个角落坐下就可以读书”的童子长大，成为真正的学者，也极为乐于助人，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血脉继承，也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态度。我们对台湾文学的共同态度是奉献，是感情，是在“你爱不爱台湾”成为政治口号之前。很幸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存在一天，出版社即能永续经营，我们的这套书亦能长存。后世子孙海外读此，对根源之地或可有真实的认识，德威与我这些年的努力也该有些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