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是什么?它一直是个有争论的名字。争者论者全出于政治目标，有时喧闹，有时襟声，全靠当时局势。他们当时不知道，文学和玫瑰一样，它的本质不因名字而改变。台湾文学是自然的“发生”（happening），不因名字而改变它的存在。
自从有记载以来，凡是在台湾写的，写台湾人和事的文学作品，甚至叙述台湾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台湾文学。世代居住台湾之作家写的当然是台湾文学;中国历史大断裂时，漂流来台湾的遗民和移民，思归乡愁之作也是台湾文学。
被称为海东文献初祖的沈光文（一六一二~一六八八年），明亡之后漂泊海上，“暂将一苇向南溟，来往随波总未宁”，遭遇台风，漂至台湾，在此终老，历经荷兰人统治，郑成功三代到清朝统一。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他与渡海来台的官员文士纽织第一个诗社“东吟社”，可说是台湾文学的起源。中间经过明郑遗民及日本殖民的文学文字沧桑，在沈光文之后，整整三百年后，随着中华民国政府迁来的军公教人员和他们的眷属约二百万人在台湾登岸，他们来自中国各地，各有伤心的割舍故事，是一个庞大的乡愁队伍!
一九四六年十月光复节，国民政府制定语文政策，所有报纸和出版品清一色使用中文。自一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半世纪，日本殖民时代的本省日文作家，大多数结束了文学创作之路，当时重要作家如赖和、龙瑛宗、吕赫若等人的日文作品都已译成中文，是台湾文学经典一环。开始用中文创作那十年，不论是来自大陆，还是台湾本土的作家，除了新诗似乎是最有信心的写作，大多数都有在灰蒙蒙的雾中摸索奔跑的感觉。《新生报》副刊“桥”由歌雷（原名史习枚）主编二十个月，鼓励各种创作，没有地域性的偏见，是很诚恳热切的文学推动者。那时大量乡愁作品，虽常有粗糙、重复之作，似是初上岸的落难者在火堆旁取暖，惊魂初定的哭泣。渐渐也走上成熟叙述之途，甚至帮助了当时的教科书，作为年轻一代中文辅助的读物。
一九七三年当我开始编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台湾文学已渐成形。英译台湾文学的愿望，最早潜伏于两次因傅尔布莱特文化交流计划去美国访问。那时经常在访问活动中受邀“谈谈台湾”（saysomethingaboutTaiWan，）。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九那些年，许多听众总是会先问:“你们在非洲吗?”“你来自有金佛寺的泰国（Thailand，音与TaiWan相近）吧?”自此以后，我在国外公众场合，尽量穿矮领，自然宽松，下摆开叉在膝盖下，走路毫不拘限的旗袍，绝不戴帽子，至少不要被误认作日本人。在最早的交换计划中，美国似乎比蒋总统更实践“以德报怨”主张，我第一次去访问时，同期竟然有四个日本人!而我代表“中华民国”（TheRepubliCOfChina）却只有一个人，一直是孤军奋战。所以我必须努力保持国家的尊严，“输人不输阵”。
“谈谈台湾”，这看似轻松的题目，却是最复杂的考题。常常和我同组，也是唯一来自南韩的教师高玉南自我介绍时，只要说“我来自韩国”（IamfromKOrea），全场都完全了解她的身分。那时美国刚刚打完韩战，全国都是南韩的“盟友”;而我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却已不在中国大陆。我家来自满洲，我们现在的政府在台湾，隔着台湾海峡，距上海六百余里……。接下来就不甚好讲了，我必须很自信地说:“我们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保持中国文化的高水平，追求富足与和平。”
那时，这些话并不仅是口号和宣传，而是全民的企盼，在这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岛上，将近一千万的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靠这个想法活着。一九四九年前，槛褛疲乏的“棉被兵”和他们幸存的眷属，多数仍在临时搭建的眷村中，怀乡念旧，同时也尽量教育子女安身立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政府已喊尽了反攻的口号。走下心来全力建设台湾。国民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到九年，大约是老蒋总统下的最后一张，也是最具有永久影响的手谕。台湾文坛也渐渐传出一些清晰的声音，能帮助我回答外面那些问题，诸如:“台湾是怎样的地方?人们怎样活着?心里在想什么?将往何处去？”
我胆敢主编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另一个信心也来自两次访美期间，我在密西根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那样有规模的图书馆搜寻询问，都没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两校都开设不错的中国文史课程，虽然也有少数亲共学者努力帮说“解放”的好话，但多数学者指着书架上一排建国后的样板文学，如《向雷锋学习》、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龙须沟》等，说道:“虽然闭紧铁幕，但是他们政治斗争之无情，人民生活之艰苦悲惨仍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能在这里的教室宣传这些歌功颂德的宣传文字吗?怎么对美国学生解说这些谎言呢?”然后。他们转换话题间我:“台湾有文学吗？”
我望着图书馆放置中国当代文学的书架，空空荡荡，心中暗自想着，也许我回台湾后，有机会可以借着文学评介具体为台湾说些什么吧!就是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意念，我接受了国立编译馆编纂英译台湾文学的工作。
那是个共同寻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雾中奔跑，找寻属于自己的园子，最早的年轻作者和读者并没有太大的省籍隔阂，大家读同样的教科书，一起长大。日治时代的记忆渐渐远去;大陆的牵挂和失落感也渐渐放下，对“流亡”（exile）一词也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编纂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为发行者是国立编译馆，所以选取作品必须有全民代表性，编选公平，不可偏倚遗漏。我们五人小组中，何欣和余光中参加台湾文坛活动最早，拥有台湾文学的资料最丰富。我自回台北后，阅读重要作品甚少疏漏。开始教“高级英文”后，更是勤跑书店，新出版的书尽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国读书时一样，可以跟上时代阅读重要作家的研究。从那年起，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渐渐有柑当齐全的台湾文学作品。譬如黄春明的《锣》，房页有作者写给我的话，就和《英国文学史》八世纪第一篇初民史诗《贝尔伍夫》并排而放;司马中原《荒原》、《黎明列车》与朱西宁《破晓时分》、白先勇《台北人》，这些初版于一九六、七0年代的小说，随我自上海带来雪莱、济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齐观。我曾经相当欣赏年轻女作家萧佩，她所有的小说则和薇拉·凯瑟、舍伍德。安德许、伯那·玛拉末等美国作家作品并肩而立。我往返于两种文字，乐在其中，有助于我写评论文章的视野与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