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初二两年，我的身体仍然瘦弱，还偶在冗长的晨间升旗训话时晕倒，成为同学的笑柄。天气太热或太冷时，站久了有人就说，“看!齐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争气真的倒了。
初二上学期快结束时，天气突然极冷，我们大多数人的脚跟和手指长了冻疮。那天周会在操场大雾中站久了，我又摇摇欲坠，站在我左边的同学李心娥小声说。“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几下，又在我左额捏了几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稳，且呼吸顺畅了。回到教室。她从书桌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违反父亲教我不可随便吃药的告诫，吃了她的药，而且整日感觉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学期开学两个月后插班进来。那时全国各省逃难的人都涌向重庆，南开中学因应战时需要，随时收合格学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参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为了维持教学水平，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份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学，不管家长是谁都没有用。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行政中心“范孙楼”，红笔多的即是留级，这就是著名、令人战栗的“红榜”。我还记得有一年看榜时，他们挤得把楼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来的那天。导师带她到门口。大声说，“这是新生李心娥。”她实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时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门口那表情，羞涩畏惧，不就是我到南开以前已经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进陌生教室的表情吗?她既排在我邻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边，我就事事带着她熟悉新环境，尤其是课程进度，明天要缴什么作业……等。她几乎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感谢地笑着、听着。直到新年前，某个星期六下午，在几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哭泣。
那天下课，轮到我做值日生，扫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经过邻室，看到她孤单的身影，我恳切地拉着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亲自从在南京宁海路开始招待东北的黄埔学生之后，直到他们去世，将近半世纪都以素朴丰盛的北方饮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坝定居后，哥哥考上中大医学院，却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亲鼓励他带周末无家可归的同学回家吃晚饭，她最受不了别的孩子没有家，吃不饱饭。
李心娥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客人，她和我一样瘦弱，更引起我母亲的关心。我们只知道她是云南人，爸爸是军人，调到重庆驻防，带她来上南开，妈妈没有来。从此，我几乎每周末都请她一起回家。母亲知道她被疟疾折磨所以长不高，对她更加关怀，为她增加营养，和我一样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痛恨，这样的心情，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体验，很难由心中抹灭。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没有安全感，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
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后各校学生及老弱妇孺都尽量往树木多的郊区疏散，减少伤亡。有一天，李心娥对我父母说，她父亲邀我们到他驻防地一处名叫黄桅标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后能上课再回来。我父亲问了她父亲大名及军区，知是云南军的一位师长，李弥将军。
暑假开始，母亲、我及两个妹妹过了长江，过江的时候，船夫嚷着，“挂球了，快点划，赶快拢岸!”由江岸搭上军车，车行约三十里到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外临时军营。李心娥的父亲戎装出来迎接我们，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这么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区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们回沙坪坝才回来。
在黄桅桦军区，我又有另一个颇可自傲的经验。住下后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带我去骑马。幼年时在东北家里，爷爷有马，村镇之间多数男人也骑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梦啊…这天清晨，勤务兵牵来两匹大马，我们两人都比马背还矮。马兵说每天早上都须榴马，把我们这么小个的“女娃儿”放在马背上，马都“不晓得”!
李心娥很明显的是会骑的，她一跃而上。而我，站在马旁——是师长的马，他们优待我，简直手足无措，想逃走。但见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脚放入踏瞪，扶我抬身到马背，再把右脚跨过去找到另一边踏瞪，坐稳在巨大的马鞍上，抓紧了缰绳。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马兵一直用手牵着蛮绳，数日后我居然也敢跑马了（gallop）。三十里外的重庆仍在日机恶毒的“疲劳轰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报。而我。住在军营里得了短暂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树丛土路上跑马，凉爽的风吹透了我少年的短发。
那种感觉是连梦中也无法想象的，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稳定，和在学校判若两人。她说在云南家乡，随爸爸移防，必须会骑马。而我，在那样的缘份下竟然骑过李弥将军的战马……她所说的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激流狭壁引起我无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个男孩，长大了也去从军，参加骑兵队，像二十九军的大刀队那种兵，从长城喜峰口到南天门，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样，跃马千里，绝不要蹲在沙丘旁，让那么小的日本倭寇到我头上来轰炸我。我们两个来自中国极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敌人的轰炸下结成好友，那种真正患难柑共的感觉，是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间空袭时，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紧急警报声中，靠月光找栖身的小沙丘，牵着拉着，互相喊着名字，坐下后听远远近近的炸弹，看三十里外城里的火光，两个十五岁女孩分担着不可解的恐惧。解除警报时多半己是凌晨两、三点钟。解除警报是长长徐缓的长鸣，好似在长长地吁气，庆幸我们还活着。数百人因为彻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兴致抬头看刚刚带来死亡威胁的天空。月亮已经落下，星光灿烂，而我那时并不觉得星空美丽。
初三毕业，李心娥随她父亲回云南。战争已逼近西南各省，沿着云南边境新修的滇缅公路需要大量的防卫军力。最后一次她到我家，带了一个锦缎包的玉镯交给我母亲，请我母亲为她收着。说是她母亲的纪念。她已经“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确定是怎样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云南的家庭生活。抗战结束，除了她初回云南写过一封信。我家离开重庆，就断了音讯。十年之后，我家又“逃难”到台湾已数年，在反攻大陆声中，报纸上大幅报导留在滇越边境的最后守将李弥将军奉命撤退来台，转战万里终能归队，他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到立法院报告时，父亲约他相见，请他将玉镯还给李心娥，此时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国外。李将军见到玉镯时十分意外，两人谈到当年在抗战中枢的重庆，信心与斗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这般局面，感慨万千，只余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