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陆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纪后回去，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抗战八年，重庆是我的家。到台湾之后，回忆最多的是沙坪坝：家和学校之间三里路，无数的水田，一条朴实的街，接着到小龙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难忘的母校，南开中学一九四三班同学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开放探亲之后，大约是由在美国的同学开始。有了油印手写的通讯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张简朴的明信片，上面写了两行近况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总是排在邻座。宿舍床铺也常靠着。她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她是双语的人，有时又似徘徊在两种文化之外的梦想者。熄灯后，轮到我讲新看的书或电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诚的，“我爱谈天，你爱笑”的听众。我记得最早讲拉玛尔丁《葛莱齐拉》的初恋与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玛尔丁是法国浪漫诗人，而书中的葛莱齐拉，和我们那时一样，也是十六岁。
胜利之后，英茂与我们失去联络，她的明信片到台湾时，我们都已七十岁。我原拟去欧洲开会，回程到纽约会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康珍馥（Jennifer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谁知正逢美国的感恩节，安排旅程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赶路，回家团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着明年开会再去。谁知第二年收到吕文镜曲北京来信，说英茂因病已去世。我与她当聚而未聚，是我极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写了一封无法投递的长信《寄英茂》恕我迟迟至今才给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时，我兴奋许久，当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记忆，都随你的信潮涌而至。你还记得么?我们毕业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联考发榜，我们去重庆城里看你，五个人手牵着手往车站走，突然一辆吉普车冲来，把我们冲散，惊魂初定时，你用一贯静静的声音说:“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这些年中，我有时会想起那一次的离别。那预兆可真准，这么彻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过着无从存问的日子……。
这封长信祭念我们战火下的青春，依怅取暖时不能遏止的悲与乐。我也将此信寄给了不断催促我回大陆团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讯》将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讯息和催促。
促使我终于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参加四三班的年度聚会，是我另一位好友赖叔颖去世的消息。她与我小学中学两度同学，她的父亲是江西人，却在奉直军阀战争中，与我祖父相识，是我同学中最老的父亲。
我记得她家好像住在重庆曾家岩的山坡上，我父亲带着我很恭谨地拜望他。叔颖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党，却是我沙坪坝家中的常客，与我父母更多一层亲切。两岸开放探亲后，她即写信给我，请我帮她寻找当年随政府来台的哥哥赖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听到，却远班友通讯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给北京的吴姓名医，“解放”后受高层信任，大约末受折磨。但是怎么七十岁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会，还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时是农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国的春天仍有相当寒意。负责一直与我联络的邢文卫已在旅馆等我。我进了大厅，远远看到她在人来人往的接待柜台前站着的样子，脸上等待的神色就是与众不同。迎向我走过来的，就是邢文卫!南开中学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女生部）”的焦点，她是我所见过最端庄美丽的中国少女。高一时，我座位、排队在她与英茂之间，羡煞许多人。如今紧紧握住我的，当然已不是那冷艳、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与众不同。与她同来的是余瑜之（与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们说柳志琦住在天津，这几年她一直说，等齐邦媛回来时，她一定来北京开班会。她们离开我的旅馆时，我说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卫家（她大学毕业后，嫁给我们同班的男生，康国杰终身是她的仰慕者）。当年同班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已不识，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说出名字时惊呼一番。我们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现实，无数的“你记得吗……都似在解答我在台湾难解的谜。验证了我今生确曾那般欢跃活过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那鱼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过，岁月能改变，但并不能摧毁。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邢文卫把我叫到门边，对我说，“柳志琦从天津来看你，你不要说你认不出她。”门开处，一对年轻人扶着一个勉强站立的老妇人走进来。我实在无法想象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让的柳志琦会弯腰!在进门的甫道，她抱住我，哭着说，“想不到今生还会看到你!”昨晚她们没有告诉我，她脊椎的伤已不能坐火车，为了与我们团聚，她的女儿为她雇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开了一百多公里路来北京。半世纪前，她与友伴去了的解放区，我只身来到台湾，两人不同的命运已定。吟诵清代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的词句，不胜烯嘘。
一九四六年暑假，胜利复员的各大学，开始由四川、云南迁回原校。秋季上课，柳志琦也兴冲冲地离开四川家乡到了北平。她读的飞生只大学战时迁往成都华西坝。我们同班大约有十人在那里，都只差一年大学毕业。我在复员到武汉上学前，与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欢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满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场面很大。柳志琦应是亲身目睹燕京大学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一九五0年以后写末名湖畔大学生活回忆的是北京大学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人敢于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政治力量便如此断然消灭了一个共同的回忆!我那充满文学情怀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荡之后，如何回首我们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这一场令我一直近乡情怯的重聚啊!时时刻刻都那么宝贵，说不尽的当年趣事，唱不够的当年歌曲，苍老的声音，疲惫的记忆，努力重燃南开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们开始唱当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岁文艺青年情怀写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
当年在后方风起云涌的学潮，由街头游行演进成实际参与，我们班上大学后有几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长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绮珍，她从山西太原来，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时和我谈话响亮的笑声。上大学不久，听说她与几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学时几乎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这半世纪来，延安的人在中国当家，她的境遇应该是幸运的吧!（五年后曾接到她寄来南开时代的照片，有一张是她穿着解放军制服，旁边注“随军入太原城”，她信上说那不完全正确。）我充满了想间的问题，但是在十多个人团团坐的场合，确是不知怎么问这些纯属个人攸关生死（Vital）的大问题。如今在近六十年后，用忆起的热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时的歌，这些饱经忧患的心啊……你们怎么还记得呢?我们这一代，在抗战的重庆长大，在荒郊躲警报时为《天长地久》、《葛莱齐拉》里的痴心爱情而神往，但是我们的一生，何曾有过蔚蓝的海湾?何曾有“黑发随风披散，腮际掠过帆影，倾听渔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陆的，历经政治动荡，很多尝过苦难;到台湾或到国外的，又总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见，真如隔世。当一切都是“一言难尽”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风远”时，记忆与遗忘似双股柔丝，层层绕着这一屋子白发的小友。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
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乏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两年后，我在台湾收到新的《四三通讯》，登着“邢文卫病逝”的消息。初看时，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灯光再读，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伤之外，邢文衛变成了邢文卫，令我恼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实性。到了我们这年纪。死亡原已临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对她无一句慰问!而她的死讯却是用这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宣告。最后一次相聚人多，无法说明白各人遭遇，歌声笑语，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
底”，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袁老师晚年极悲惨的遭遇：在校园扫街，被逐回乡，年老孤身寄居亲戚家，她自称为坐“山牢”的岁月，孤凄至死。令我这当年受业的学生泪下不已。
我也想到亲自召见劝我转入外文系，慨然担任我指导教授的朱光潜老师。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讯《珞珈》读到一位王筑学长写《朱光潜老师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栅”生活之后，一九七0年朱老师被遣回北京大学的联合国数据翻译组，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书本了。有一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时，偶然从乱纸堆中发现自己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二眷译稿，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抄走的。重见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组长马士沉取出掩护，他在劳动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并且译出第三卷，文革后得以出版。在这方面，朱老师幸运多了。一九年钱穆先生到香港新亚书院演讲，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谒，未能成行，钱先生回台北告知，朱老师已不大认得人了。
而当年以“佛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撑我一甲子岁月以上的吴宓老师，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学术尊严。近半世纪后，吴宓老师几位已是名学者的学生将他“文学与人生”的大纲和上课若干讲义合辑出版，钱钟书封面题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笔写的，中英文并用。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编者之一，将英文译成中文，当时已八十二岁，“面壁而坐几个月，用放大镜逐字逐句辨认研究手迹，译完并作注释……”。书中叙述吴老师一生勤于读书教书，自己俭朴却不断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间却“不得善终”——不准授课、遭批斗、屈辱、逼写检讨、强迫劳动、挨打、罚不准吃饭、挟持急行摔断腿、双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昏迷，频频发出文革中的声声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他之所以受这样严重的迫害，是因为他竟敢在“批孔”会上说，“孔子有些话还是对的。”当有人要强迫他批孔时，他的答复是：“宁可杀头……”王教授的后记写着:“在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怀念雨僧师”
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