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平县社学有十六所，分散于宛平四周，以移民子弟为学子。
张博志与孙举文因为一场“豪赌”，将自己从镇江送到了北直隶，承担起了教育重任，考虑到社学之重，隶属于县、州、府，行事处处受制，很容易重蹈明初覆辙，两人曾在一月份上书朱允炆，提议将社学、县学、府学独立出地方，即：
社学隶属于县学，县学隶属于州学，州学隶属于府学，府学隶属于国子监，国子监隶属于礼部。
朱允炆亲笔回信赞赏两人的提议，并表示会慎重考虑，希望张博志与孙举文等人先打好社学基础，招揽好百姓子弟，以做到“弱冠以下，适龄者务必进学”。
张博志经历过洪武朝，知晓当年社学出过多少的问题，背后有多少的不堪回首。
受制于洪武朝的高压政治与官僚统治，社学只是一个形式，学生不在学，师儒不讲论，甚至还成为了官吏迫害百姓，捞取好处的一大手段。
社学没好处可以捞？
呵，太天真。
这个世界上，官吏但凡想要弄点好处，蚂蚁缝都能抠出钱来。
首先社学是有名额的，比如五十个名额。
其次，有愿意读书进入社学的，问有钱没有，没钱，滚。你家有钱，好，啥，孩子来了却不想读书，想玩？没关系，有钱就不需要读书。
最后，哎呀，不够名额了，找人吧。比如种地的，经商的，没空读书的，逼着对方来社学，不来都不行，啥，给钱，哦，那什么，我们换一家接着请，社学都够名额。
朱元璋对这些事的定性是“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
当然，社学在当时不被欢迎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课程设置有些无稽，以《大诰》为主课，不说《大诰》里面的黑暗暴力元素，就说《大诰》这本书，实在是写得文理不通，思想昏乱，词语鄙陋，语气狂暴，态度蛮横。
可以断定，《大诰》绝对不是哪位儒生抢手写的，而是朱老板亲自所写。老朱什么文凭，还写书……
作学问，怎么可能拿如此书当主课，这还怎么教导孩子？
社学办不下去，纯是折腾出来的缘故。
但朱允炆的社学与朱元璋的社学迥然不同，首先在课业上，取消了《大诰》与《大明律》，就设置了三门课业：
儒学、数学、杂学。
没有任何强制要求，准许先生谈古论今，准许先生用自己的方法教学，取消了硬性的体罚。
最让张博志感觉到舒心的是，朱允炆不仅给予了先生相应的待遇，还免除了其家人徭役，给予了先生极大的尊重与礼遇。
眼下虽然朝廷还没有明文规定，但张博志与北平布政使张昺商议过，一致认为社学对标县学，即想要参与科举考试，除了举孝廉、条件好上私塾之外，必须先通过社学进入县州府学，然后进入国子监或直接参与科举考试。
只有这种向上升的路径确定下来，固定下来，百姓才会真正重视起社学，愿意将孩子送到社学中来。
事实上，开春时许多百姓宁愿自家的孩子种地当劳力，也不愿送到社学中来，还是张博志带人劝说了许久，说了无数的话和道理，这才让社学有了生机。
张博志走访过许多百姓，也了解过百姓不愿送孩子上学的原因，归纳为三类：
其一，劳力，干活。
五十亩地啊，生了娃不就是为了种地的，读书，那是啥东西，祖上八代都是农民，不是读书的料。
其二，学不出来。
天下学子无数，考试难度那么高，朝廷三年才取那么几百人，分散到全国，能有几个是移民的孩子？与其当个书呆子，还不如早点干活，存点钱娶亲生子，繁衍后代。
其三，心疼孩子。
说先生体罚孩子，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这点张博志没办法反对，也反对不了，在洪武朝时，一些县州府学，包括国子监，对学生的体罚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国子监因为在京师，受到的关照最多，不过他们比较幸运，体罚不多，砍头的多……
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的场景，不过这种问题在洪武后期得到了缓解，原因是朱元璋的精力大不如从前，没空管教育这块。
为了彻底打消百姓顾虑，也为了规范社学，张博志、孙举文连同上百名“社师”，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议，编写了一份《社学教条》，而这也成为了大明第一份规范社学发展的倡议公约。
在京师的朱允炆正翻看着《社学教条》，这是一份地方性公约性质的倡议，但此时此刻，朱允炆决定将其略作修改，形成朝廷文书，公之于众。
“这份《社学教条》是北平布政使张昺送来的，张博志、孙举文主笔、百余社师倡言所作，其中内容解决了社学诸多问题，朕以为可行，你们看看。”
朱允炆对内阁解缙、国子监祭酒杨士奇、司业李-志刚三人问道。
解缙三人看过之后，连连点头。
杨士奇称赞：“此《社学教条》开篇明义，调理明晰，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适合社学学子。且其倡议彻底取消束脩，以降低入学门槛，关照穷困之家，是为大善之事。”
李-志刚表态支持：“国子监革制在先，天下府州县跟之，然许多地方社学依旧遵循洪武时期的规制是不妥的，当改弦易辙，对标县府学主张。”
解缙低着头审视着《社学教条》，肃然道：“张博志、孙举文主张遵循因材施教，视孩童实际而教学，不以教学而教学，是为大才，大智慧。”
朱允炆欣慰不已，道：“你们看其才，朕看其法。社学课表朕看过，虽有些宽松，然又贴合百信生活，须知许多十一二岁的孩子在乡下已开始挑大梁了，黄昏准其课业结束，帮衬下家里，是一件好事。学问虽在学，然不宜古板。”
“那臣将这一份《社学教条》抄录下来，发向各地先州府与社学？”
杨士奇请示。
朱允炆微微摇头，道：“这份《社学教条》是不错，但只三门课是不够的，朕想在课业中加一堂课。”
杨士奇不解，解缙问：“杂学已在其中，之所以没有明确说明，是因为杂学训导太少，只能视训导之才而定。”
训导掌握了什么杂学，那就教导什么，会兵法教兵法，会农学教农学，会商学教商学，什么都不会，那也没关系，国子监有课本，照本宣科总会吧……
朱允炆接过解缙手中的《社学教条》，提笔写下两个字：
蹴鞠。
解缙皱眉，提醒道：“皇上，蹴鞠不是学问……”
朱允炆没有回答解缙，而是说道：“不仅社学要有蹴鞠，县州府学、国子监，都需要加入蹴鞠课程，说它是课也好，说它是课余活动也罢，朕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每十日教学，须有不低于三个时辰的蹴鞠训练。”
“这……”
杨士奇有些为难。
国子监现在已经排满了课程，还要分出三个时辰去踢蹴鞠，这个时间从哪里砍啊……
解缙不知道朱允炆怎么想的，蹴鞠这玩意又不是学问，踢再好也不能服务于科举，实在是有些鸡肋。
李-志刚保持沉默，事情不明，自己不懂，跟着祭酒表态就是了，他啥态度，自己就啥态度。
朱允炆知道这些人都是“唯学问”论的家伙，只好从荷尔蒙，不，是精力旺盛，强身健体，团队合作等方面阐述，这才让几人明白，教育不能光“德”、“智”，还得有“体”。
不信看看朝廷官员的身板，如果举办一场文官与宦官百米赛跑的话，朱允炆敢肯定，百分之八十的文官是跑不过宦官的……
“一月份时，张博志、孙举文曾提议社学、县州府学独立于地方，不受县府管辖，直接由国子监或礼部管理，你们认为如何？”
朱允炆询问。
解缙犹豫了下，道：“将教育从地方府衙中独立出来，朝廷管控会更为容易，然教育毕竟是地方政绩考核重点，受吉安府入选十优州府影响，各地兴办私塾之风大长，社学眼下又集中在移民之地……”
杨士奇也不赞同完全独立于地方，提出反对：“张博志、孙举文两位先生是好意，也是为社学发展着想，但无论是社学、府学，毕竟建在地方，若完全脱离地方县、府衙，很可能会导致一地主官不重教育，反而有害。臣建议在考核中尤其重教育一项，将其与人口、田产等视为第一考核项，以激励地方更重教育。”
朱允炆思考之后，认为解缙与杨士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教育不与地方利益挂钩，地方定不重视，完全设置教育部门直管各级学校是不合适的。
李-志刚提议：“皇上，虽然将社学、府学等直归礼部不妥，朝廷却可以明确社学出路，以安百姓心思。”
朱允炆笑了。
没错，社学、县学等收归朝廷直管是行不通的，但社学肄业之后进入县学的上升通道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两者并不矛盾。
至此，大明教育系统得到了完善，补全了洪武时期缺失的一角，朱允炆的大教育战略终迈出了第一步。
社学（包括京师初级学院）、私塾、家塾，成为了大明初等教育的主力，县州府学构成了中等教育，国子监一家独大，站在了大明教育的顶峰。
然而在大教育战略推动之后，朱允炆遭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国内危机：
旱灾与涝灾。
老天是不给面子的，哪怕是朱允炆仰头看着老天，它也没有赏个脸。
五月，凤阳府大旱。
五月中，松江府暴雨。
一场巨大的天灾，逐渐席卷而来，让满朝措手不及。
朱允炆坐在奉天殿，声嘶力竭，下令户部、工部全力运转，朝凤阳、松江府调拨大量粮食，与此同时，解缙去了凤阳，茹瑺去了松江府，郁新去了苏州。
内阁大臣一次出去三个，可见问题之大，情况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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