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要举全国之力征伐高句丽。
他决定亲自挂帅，对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如此兴师动众，让天下骚然，很难以一种正常的思维，去评判杨广的行为。
因为，身为皇帝，御驾亲征，既没必要，也过于神经质，从军事上讲，是一种盲动的行为。
毫无疑问，巨大的声势，很给随军出征的周边各国，以极大的震撼，会加深他们对于隋朝强盛的顾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后果。
但这一样存在巨大的后遗症。
或者，杨广在最后一刻，依然只是想借用其庞大的声势，让高句丽王服软，上书认罪，就可以两相平安，互道无事。
也许，杨广只是需要一个台阶，一个高句丽能够服软的台阶而已。
毕竟，以全盛的隋朝之力，无论如何，高句丽都不可能长期支撑。
但杨广失望了，高句丽王没有给他任何的面子。
高句丽选择了直接对抗，或者，他们知道杨广的色厉内荏，声势虽大，但致命的缺陷更多。
事实也正是如此。
杨广征伐高句丽，其实已经苦心经营了多年。
永济渠，就是杨广战争意志的体现，这是交通南北的大动脉，可以将全国的士兵和粮食，直接运送到涿郡。
而涿郡也正是杨广征伐的大本营。
他首先面向全天下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将正式讨伐高句丽。
杨广的战略是水陆并进，在高句丽的都城平壤城下会师。
征兵计划庞大而夸张，杨广尽征天下之兵，下令全国之精锐，不管路途远近，全部在涿郡汇合。
杨广特别组建了一支水军，他在东莱准备新造三百艘战舰，征发了江淮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等等。
可见即使是几千里之遥的士兵，也必须北上涿郡，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士兵们平时严格操练，身体更为强壮，或者可以应付如此长途的行军，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后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任何一个朝代，打仗最后都要归结到后勤的比拼。
后勤的支援系统，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一是制造了五万辆戎车，装载士兵的衣甲幔幕，由士兵自己负责推送，送至高阳。
二是征发河南，河北民夫随时供应军须。
三是运送米粮由永济渠至涿郡，舳舻千里，不绝如缕。
四是征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一组，共推三石米，千里送粮。
这种全国性的动员，搅动并竭尽了所经区域所有的民力，沿途几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
为了赶时间，甚至来不及掩埋前人的尸体，只能让他们就地腐烂，臭秽盈路。
这是民力达到顶点的显现，实际上，大隋如日中天的声势，在杨广一而再，再而三的征伐下，早已疲惫不堪。
甚至连基本的人手都捉襟见肘。
除了几次征发妇女顶替男性做力役外，为了应付人手的短缺，杨广将增添人丁，盯上了佛道二教的方外人士。
杨广裁汰僧尼，用于充当力役的行为，从609年一直持续到611年，甚至于其中有非常夸张地强制征用。
杨广高居皇帝之位，一切以目的是从。
也许从全国征兵开始，他就已经耳目失聪，他周围的群臣，已经完全报喜不报忧了。
杨广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和独夫，他再也不能像刚登基时，挥斥天下，激扬江山了。
或者，杨广坚信只要达到目的，过程并不重要，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他选择无视。
当此之时，杨广自信满满，他坚信世界就在他的脚下。
全国之兵总集于涿郡。
此次集兵，总计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馈运后勤之人，又有二百万以上。
拥有如此规模的作战队伍，本来应该完全高枕无忧，但杨广第一次显示出自己隐隐的担忧。
他没有向自己最核心的心腹大臣咨询，相反，他询问了一个曾经被他贬为合水县令的庾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庾质三答。
杨广提问：“高句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卿以为可以克不？”
庾质如实回答：“伐之可克。然臣窃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
这句话直指人心，也触及到杨广的要害。
他立即变了脸色，说道：“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邪？”
或者此时，杨广心中已有摇摆之意，但他一生过于顺风顺水，现在被逼上梁山，似乎已经没有退路了。
庾质知道机会难得，便提出自己思虑许久的对策：“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猛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
这才是庾质的真心话。
他断言如果杨广亲征高句丽，必然无功而返。
如果要想战胜高句丽，就必须关注一个字“速”，而这个字，确实是进军高句丽的核心之处。
高句丽占据地利，而天气的寒冷和雨季，会让辽河及其支流泛滥，形成难以渡过的几百里的沼泽之地。
这决定在了辽东行军的有效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战事宜速不宜迟。
隋唐二代，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和失败之后，才真正掌握“速度”的重要性。
当然，要想灭亡高句丽，除了“速”之外，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拖”，但这个字要想发挥最大的效用，却需要高句丽内部的配合。
只有内外相协相逼相攻，才能彻底解决高句丽的问题，那都是后话了。
杨广听出了庾质的言外之意，他虽有疑惑，但他选择做缩头乌龟，杨广并不正视这个问题，非常不高兴地说：“汝既惮行，自可留此。”
当时，不看好杨广亲征高句丽的朝臣，并非只有庾质一人。
耿询就说过，“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
兵部尚书段文振，也跟随杨广出征，他在途中染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朝为臣，终是要替主上分忧。
杨广虽然不喜直谏，但段文振为人臣子，却又不得不谏。
他想做一个有始有终的臣子，成全一段君臣之义。
临终之际，段文振忧心忡忡，他知道无法阻止杨广亲征，但他似乎预计到杨广的兵溃，为了尽量减轻己方的损失，他准备最后一次向杨广尽忠。
他呈上奏表说：“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
这其实是对杨广制定的行军政策的一种否定，杨广此次征伐高句丽，可谓盲动。
当时大隋朝廷上下，似乎依然没有通晓高句丽问题的专家，即使有，其意见也完全不为杨广所重视。
所以，我们看到杨广征伐高句丽，更像是一场游戏。
隋朝对于敌我的判断，行军方式，完全没有按照战争的规律去做周密的计划和认证。
相比当年文帝杨坚，三路大军跃马长江，准备经年，朝廷上下，多方认证，精心部署，一举成功的周密，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杨广一生顺利，他只想速成。
他太过于看轻这个世界上，人的意志和生命力。
反观杨广征伐高句丽，从头至尾，看到的只是好大喜功，胡乱指挥，恰似一个胡搅蛮缠的小孩，在和同伴的吵架打闹中受到委屈，然后，非要找回场子。
杨广就是这种典型的心态，他依然坚信，高句丽会在自己绝对的兵力压制下屈服，也许杨广从来就不曾想象过，高句丽会真心顽强抵抗，而隋朝也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与此相对应，他这种蔑视一切的心态，让他在每一个队伍中专门设置了受降使者，让他拥有足以媲美军事总指挥的权力。
于是，一个队伍之中，出现了双头统治，这在实际的战斗中引发了灾难。
同时，杨广设立了一种让人无法相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