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西域的铁杆，高昌有异心了。
直接的起因是焉耆要重开大碛路，实质上是对于丝绸之路掌控权的争夺。
西域地处东西交汇之处，是丝绸之路的重点核心地段，西域各绿洲政权，很多都由天生就是商人，缁铢必较的粟特胡商为主体。
他们能够充当中西方贸易的中间商，低进高出，大搞商品流通，积累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财富。
因而，谁能在丝绸之路上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谁就是最成功的商人，也是最富有的富人。
财富和权力，都足以让人丧失理智，更容易蒙蔽人的眼睛。
高昌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传统上，西域有一条从焉耆出发的大碛路，当年焉耆就是靠着这条黄金之路，财富之道，富得流油。
但隋时战乱纷起，这条路被废置了。
当焉耆向李世民进贡、效忠时，重开大碛路，就必然提上了日程，也得到了李世民的肯首。
高昌不干了。
这直接抢走他的生意和客人，也就是断了它的财路。
断人财路，当然是大仇。
但真正的原因，却是高昌当时已经无法自己作主，它已成为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傀儡政权。
乙毗咄陆可汗为了对抗唐朝，准备利用高昌直接和唐朝叫板。
高昌没得选择。
这直接导致李世民的西域政策进入第三阶段，那就是直接派兵进入西域。
高昌的情势看上去很美好。
当时，高昌国内有西突厥的吐屯监国，并且双方通过联姻巩固和浓度捆绑了关系。
高昌也得到了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承诺，一旦有事，将武力支持和保护高昌。
为了取信于高昌，乙毗咄陆可汗甚至于在新获得的可汗浮图城，那个和高昌仅仅只是隔了一个天山，让阿史那步真驻军，作为高昌的声援。
为了防备唐朝可能的进军，高昌本身也做足了功课。
高昌国主麹文泰甚至派出使者，想策漠北反薛延陀，一起反唐。
高昌的使者以充满煽动的语言说：“（薛延陀）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唐王李世民）敌也，何须拜谒其使。”
但当时薛延陀正和唐朝处于蜜月期，就将此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李世民。
并且，为了交好唐朝，更确切点说，薛延陀有意向西方扩展势力，这其实是必然也是明显。
因为薛延陀为了西进大计，早就将自己国内的军事区划，改变成东西两个大区，以区别于刚击败东突厥时的南北分区。
这是薛延陀国家战略的转型。
薛延陀甚至向唐朝提出了一个助兵夺取西域的计划。
“高昌虽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实，擅发兵与欲谷设（乙毗咄陆可汗）击天子所立之国。奴受国恩，常思报效，乞发所部为官军（唐朝）前驱以讨之。”
李世民也敏锐地感觉到高昌发生的变化。
况且，高昌的胆子，也确实越来越大了。
他们先是联合西突厥，击破了焉耆三城，俘虏了一千多人口，而对于投奔高昌的原突厥人口，也隐匿不报，更不按照惯例，遣送到唐朝。
作为一系列动作，高昌更是阻塞西域各族前往唐朝的朝贡之路，并且派兵抄掠使节团。
山雨欲来风满楼。
显然，原来亲唐的高昌，现在已成为反唐的急先锋。
如果唐朝要经略西域，就必须狠狠教训高昌，也必须狠狠打击西突厥的嚣张气焰。
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
李世民说干就干。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召见了高昌使臣，向麹文泰发出了严厉警告。
李世民声色俱厉地说，“恶而不诛，善者何劝？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国。”
然后，李世民征麹文泰入朝。
但麹文泰早已身不由己，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他拒绝了唐朝的征召，并且继续我行我素。
双方再无回旋余地，只能兵刃相见。
但在正式出征前，李世民再一次展现出他战略大家的风范。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做了两个布置。
一是他并没有和漠北新的霸主薛延陀联合出兵，相反，他给薛延陀送上了一份厚礼，让他们无法分心西进。
那就是让在河套地区休养生息的东突厥余部北上，并且让他们和薛延陀在漠南漠北分别立足。
这等于给薛延陀狠狠插上了一刀。
薛延陀的地盘就是踩踏着东突厥和尸身创建的。
当年，在李靖擒获东突厥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之后，薛延陀就曾经对李世民厚待突厥余部大惑不解，甚至充满怨气地说，应该将突厥人全部当成唐朝的奴隶。
因为，灭人之国，必然斩草除根。
他们和突厥人，已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双方不死不休。
相对于西进西域，他们更担心的是突厥再起。
而现在，突厥人竟然大举北上，进入漠南，和他们的地盘，仅仅只隔了小小的一道沙碛。
双方已成世仇，必须先彻底解决突厥的问题。
因而，薛延陀即使明知道这是唐朝的阳谋，也只能全力应付。
李世民轻轻一着，就已经剔除了一个西进争雄的强敌，西域，必须由唐朝来主宰。
同时，唐朝还有一个不省心的邻居。
那就是吐蕃，因为唐朝的拒婚，松赞干布发动了松州之战，这虽然是一次无关重要的战役，但唐朝被迫应战，将本来准备讨伐高昌的军队，原封不动、成建制地转向对付吐蕃。
这就是当弥道行军的兵将来源。
但松州之战，对唐蕃双方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时间和地点，更没有任何的必要去发动一场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
双方浅尝辄止，就鸣金收兵。
最后，以李世民许婚，双方关系和缓，皆大欢喜为结束。
和吐蕃的结亲，让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当世两大天骄，以不胜不败的局面，握手言和，也是幸事。
外部忧患已平，李世民可以全力对付高昌了。
贞观十三年，以侯君集为主帅的交河道行军开始。
李世民发布了一道充满理性兼具霸气的讨伐檄文。
檄文中从内政和外交方面，明确指出高昌的四宗罪。
一是扣留东突破灭后，欲返唐的汉人。
二是阻塞商路贸易。
三是投降西突厥，攻击泥孰系突厥。
四是进攻焉耆。
这份檄文，第一二条高昌之罪，其实是早存事实，其来有自，陈芝麻烂谷子，不值一提。
真正的原因，是第三四条，那就是高昌投降西突厥，本质上是叛唐的行为。
这是不可接受之罪。
高昌王麹文泰多次东去长安，见证过隋朝如日中天的国势，也亲眼见过大乱之后，贞观之治时的气象。
麹文泰心中一直存有侥幸，认为李世民不会直接派兵进入西域。
他盲目地认为，现在唐朝还需要休养生息，他在朝靓之路上，亲眼看见秦陇以北，沿路萧条，远远比不上昔日隋朝气象万千。
麹文泰曾经充满自信地对亲近的人说：“唐国去此七千里，沙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
在讲了一通，高昌的优越自然环境后，他进一步展望了两国的对比：“遣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若顿兵于吾城下，二十日食必尽，自然鱼溃，乃接而虏之，何足忧也。”
这种盲目的自信，让高昌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
麹文泰自恃有突厥的加持，他狂妄地说：“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
但麹文泰何曾真正见过大国之威。
当侯君集的大军齐集碛口之时，麹文泰忧惧交加，竟然一病不起，撒手归西了。
唐朝已经出兵，势无加兵之理，西征此战，对于高昌势在必得。
侯君集挥兵继进，兵分两路，准备先拔掉西突厥在天山以北的据点，可汗浮图城。
而当乙毗咄陆可汗得到消息，唐军正式进入西域时，他的直觉认为，这支军队冲自己来的。
乙毗咄陆可汗不愿意和唐朝硬刚，他想也不想，立即引军西奔到千里之遥。
他准备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他很快等来了可汗浮屠城失守，守将阿史那步真投降唐朝的消息。
这就是唐朝在西域的第一战，罗漫山之役。
这是攻下可汗浮屠城必经的一道关隘，守军恃险而守，但他们见识了唐朝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的攻城技术和科技。
那是从山东带过来的能工巧匠，他们就地取材，因山伐木，制作了无数攻城器械。
《册府元龟》记载：“代木则山林皆尽，叱咤则山谷荡薄……机桧一发，千石飞云。”
僻远的西域小邦，何曾见过这等阵仗。
于是，唐军不费吹灰之力，轻取罗漫山关隘。
为了纪念第一战的胜利，唐军在山顶立碑刻石纪功，然后，以风卷残云之势，接纳了可汗浮屠城的投降。
扫清了外围后，这支前锋军队，继续挺进，终于和侯君集的主力，汇集在田地城。
这是高昌的紧要之地，也是高昌王城的门户。
侯君集将在这里迎来第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