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人再见，总是意难平。
濮州刺史庞相寿代表了李世民真实的心理状态。
因为贪污，庞相寿依律被解职，但他是秦府故人，直接找上了李世民，讲述起自己在秦王府中旧事。
往事历历，浮上心头。
李世民并非无情之人，他心中大动，觉得自己实在有负于当年跟随自己的那一帮兄弟。
情到深处，人已微醺，李世民想将他官复原职。
但魏征不同意，他以一贯的正气凛然，向李世民进谏说：“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
波澜虽已起，现实世界才更真实。
李世民恢复到政治家无波无澜的心境，他慨然接受了魏征的建议。
李世民召见庞相寿，和他谆谆告别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王，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
国法虽不容，私情不可缺。
作为报答，李世民用自己内府的绢帛，厚赐给庞相寿，想让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庞相善心中愧悔交集，君臣二人，洒泪而别。
这种一视同仁，不讲情份的做法，似乎对秦府旧人有所不公平，当李世民真正做到爱民如一，他发现在长期天下为公思想之下，一些微妙的转变正在发生。
各派系人马，他们原有的痕迹，已在不经意间已被全然抹去。
涓涓细水，最终都汇成为李世民治下，贞观盛世，贞观之风的组成，真是皇皇如天，其盛也大。
弘文馆的设置，更是李世民统战思想的完美体现。
李世民延续了他文武二重的治国理念，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将秦府学士团，扩大到整个弘文馆。
这部分人，本身官职不变，加学士之称，是荣耀更有实际的皇帝大脑之誉。
李世民天天和他们游历游学，商榷政事。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将三品以上高官的子孙，纳入弘文馆，也称学士，这部分延续了以家族和出身，定才干和前途的传统，可以最大程度，将李渊的旧系统官僚纳入新政权。
这是个高明的政策，既是分化，更是统战。
毕竟家族的长盛久荣，才是每个人肩上最重的使命。
李世民走在正确的快车道上。
这种“逆取顺治”的政治理念，贯彻了整个贞观一朝。
李世民到底将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治国理念，这也是一道幸福的选择题。
他有两种选择。
贞观之始，朝野之间，揣摩李世民的皇帝心态，大部分都认为，应该承隋余绪，集权集中集约发展，独尊皇帝，以抑百官。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体以揣摩之才冠天下的封德彝为首，但李世民最终选择了群治共享共理，群策群力的贞观路线。
这让贞观之风，成为后世仰之弥高的存在。
贞观四年，天下大治，颉利成擒，突厥贵族带刀侍卫。
东至于海，南至五岭，房不闭户，路不拾遗，行人不用自带干粮，一路之上，丰衣足食。
一年之中，整个帝国才判处29个死刑犯。
这就是贞观之治的来由。
李世民无比欣慰，他志得意满地向长孙无忌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振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
李世民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国策，同时，他开创了一种特别的风气，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贞观进谏纳谏之风。
这来自于李世民对于刚刚逝去的杨隋一朝的反思和考虑。
隋唐二朝，权力基础都来自于关陇集团，皇帝只不过是圈子内的流转，是轮庄而已。
杨隋和李唐，本质是二朝一体。
皇帝也是事实上的亲戚，唐朝满朝文武，大都具备在隋朝任职的经历，因而，讨论分析过去的杨隋一朝的得失，以资借鉴，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李世民曾经问房玄龄和萧瑀说：“隋文帝何如主也？”
他们据实回答说：“文帝（杨坚）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
作为臣下，他们总结的都是杨坚的好处长处强项，作为顶级的文臣，他们当然没必要指出杨坚的缺点，说者无心，一旦李世民也对号入座，并不是一件美妙的事。
但李世民作为一国之主，自然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他指出了杨坚的缺点，顺便也点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那就是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但天下大事，纷纭复杂，总会有失误错漏之处，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会滑入深渊。
李世民侃侃而谈地说，“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李世民明确指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是君主的独断专行，人臣又无原则地阿谀奉承，不敢进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李世民展望和设计贞观之风，他充满自信地说：“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
李世民并不只是高谈阔论，他是一个实干派和行动派。
他发出一道专门的敕书。
“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
在帝王一人执掌天下的时代，李世民能承认，即使是皇帝的正式决定也有错误，并且可以让臣下更正的理念，足以让后世之人汗颜。
正因为有此胸襟和气魄，李世民才能开创李唐王朝的巅峰，成为后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传诵千年而不衰。
李世民从隋炀帝杨广身上，同样学到很多。
贞观二年，他颇有疑惑地问侍臣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博奥，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征在旁边尽责尽心地回答说：“炀帝（杨广）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李世民表示同意，知之而不行之，和无知又有什么差别。
自己既需要群臣的进谏，让自己“知道”，同时，又必须落到实处，即使千里之远，也要跬步以进。
李世民虚心地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但进谏和纳谏，并非像口头上说的那么轻松。
这需要皇帝时刻抑制内心的小我，以天下为公的理念，约束和激励自己，稍有放松，便一泻千里。
这也是历代统治者，虽然知道纳谏之利，却没办法真正做到的原因。
可以试着推究到个人，如果一个人经常无法按自己的所思所想，做事和说话，需要随时顾忌周围人的想法和看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地生活，那大概也不是一种让人轻松愉快的事。
虽然你正确，但却并不快乐，如果一个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放之于一国之主，皇帝身上，想长时间让他压抑自己的天性，就难以做到，要求过高的事情。
即使贤如李世民，自知如李世民，也概莫能外，这就是人心，也是人性。
所以，贞观之治，是一种传说中最完美的盛世，贞观之风，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君臣共同发愤向上之风。
虽然让人向往，却无法复制，也并不多见。
李世民的老伙计，这个被他视为可以正衣冠，知兴替的直臣谏臣魏征，二人一起成就了君臣进谏纳谏，万世规范的魏征，就说过一段话，足以证明，贞观之风，实在是世之所宝，世之所稀。
贞观十二年，这已是李世民当上皇帝的第十二个年头，魏征在回答李世民的问话时，犯颜直谏。
他悠然神往地说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贞观十年），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李世民心中恍惚，随口问道：“于何事如此？”
魏征从容地举了三个事例，让李世民清晰地照见自己执政以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