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1年底，户里陆续被选调走的，和因病回去的同学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还有个女同学刚来半年就嫁给了队长的儿子，到现在，儿子都能满地跑了，而且肚子里又怀上了，小日子过得那叫红火！在这里算是彻底安家了，而且亲家走动频繁，老蒋每年得去天津两趟。这些留下来的同学，眼看着户里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少，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十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半的这些知青们，开始骚动起来，当初的那些誓言全忘到脑后了。
1972年的春节又快要到了，分完了红，这些同学都早早地买了车票，准备回家了。那个大家熟悉的邮递员来了，给大家送来了家信，大家都兴奋的看着自己爸妈的来信，突然间，有人听到了从男生宿舍里传来的哭声，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涌向那间屋子，挤在门外，想探个究竟，可是哭声又没有了，紧接着又听到关长林大笑起来，笑的好像有些慎得慌，吓人，而且嘴里还大喊着:“我爸爸落实政策啦！我爸爸落实政策啦！”只见他喊了两声之后，又哭了起来，哭得是那么的伤心，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坏了，关长林疯了！”关长林四年前随堂哥来的时候后才十五，还是个稚嫩的孩子，他是户里年龄最小的，现在他的堂哥已经参军走了，他的堂姐走了进来，对他说:“长林，怎么啦？有嘛事儿？”她走到弟弟跟前，拿起那封信，看后说道:“这是好事儿，长林别哭了，过几天咱就回家了，哭嘛呀，洗洗脸，一会儿就吃饭了。”姐姐看着弟弟那张目光呆滞的脸安慰着。
各家的大人们听说已经有这么多人都选调走了，也开始为自己的孩子着急了，听说蒋队长到天津看亲家，有心机的家长都纷纷请老蒋到家里吃饭喝酒、送礼，老蒋临走的时候，各家送的大包小包的好东西都拿不了，从此，老蒋抽的烟、喝的酒都不用自己买了，而且还都是好烟好酒。甚至于玮的老爸还给老蒋买了车票，跟着老蒋一起回来了。于贵良是天津一个大厂的采购员，见过世面，到了村里，吃住都在老蒋的家里，每天都陪着老蒋喝酒，在他的心里，和老蒋的关系最重要，所谓的关系就是钱，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他对老蒋说:“蒋队长，您是土改干部，您的能力可不比陈永贵差呀！有您在这，我把孩子交给您就放心了。”老蒋说:“有我在这，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要是下次再有选调任务，就是有一个名额我得让于玮先走。”有了蒋队长的保票，老于回天津了，可是回到天津就觉得身上痒痒，他想起孩子说过，只要到老乡家里睡过觉，身上肯定会长虱子，农村人谁洗澡啊？想到这，老于回到家里，拿上要换的衣服去澡堂子了。
1972年的八月份，新的选调任务还真的来了，这回是要大批的同学去上大学，有吉林医学院，有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有东北林学院，还有武汉钢铁学院，学校太多了，而且竟然还有天津幼儿师范学校，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学，可是回家了呀。学校这么多，可让谁去呢？公社的顾书记说:“要进行文化考核，结合每个人的劳动表现，谁优秀，谁有能力，谁去上学，这样公平，这也是给国家培养人才。”老于接到儿子的来信，立马又从天津赶了过来，给老蒋带的又是烟又是酒，还有天津十八街的大麻花。面对这么多的大学，蒋队长对于贵良说:“这么多的大学，您给儿子选一个吧。”老于说:“我看还是让他去吉林工业大学学工吧。”
同学们听说要进行文化考试，又叫家里把那些学过的各科课本都寄来了，紧张的复习功课开始了。可是初中的同学没学过高中的课程啊，有的还是初一初二的，连初中都没念完，怎么参加考试啊？只能从矬子里拔大个儿，这一次又走了二十来个，最后，户里只剩下了四个同学，两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当初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安家费，队里又给这些知青盖了五间新房，中间是做饭的灶房，一进门是一边一口大锅，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可是四间新房里只有四个人住，可到清静，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