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汉代以来，凡遇重大案件，由主管刑狱机关会同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隋朝由刑部、御史台会同大理寺实行三法司会审。唐代则实行“三司推事”制度，遇有呈报中央的申冤案件，由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等小三司审理；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判；对于地方上未决、不便解决的重大案件，则派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评事充任“三司使”，前往当地审理。
明代时定制，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机关组成三法司，会审重大案件；遇有特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各部尚书、通政使进行“圆审”；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由三法司会同锦衣卫审理。
清朝继承了三司会审制度，并增设热审、秋审、朝审制度。是明代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形成的。在审判重大、疑难案件时，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个中央司法机关会同审理，简称三司会审。三者职权有所不同，“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刑部为中央司法审判机关，以尚书和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十三清吏司等，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重案及审理中央百官和京师地区案件，可处决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后须经大理寺复核。大理寺为复核机关，以大理寺卿为长官，凡刑部、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均须经其复核。都察院是中央监察机关，有权监督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
其他信息
从洪武十七年始，凡遇有重大、疑难案件时均由三法司长官即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左都御使会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
刑部为六部之一，掌法律刑狱；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掌刑狱案件审理；都察院为明清两代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三司会审一般由皇帝下令，三大司法机关承命，审理结果报请皇帝批准执行。
1.指三公。
2.唐以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为三司，主理刑狱。
3.唐宋以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主理财赋。
4.宋代于广州、明州、杭州置市舶司，主对外贸易，合称三司。
5.明代各省设都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分主军事、民政、司法，合称三司。
名词释义
丹书铁券又名“金书铁券”、“金券”、“银券”、“世券”等，省称“铁券”。丹书：用朱砂写字；铁契：用铁制的凭证。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文凭用丹书写铁板上，故名。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将铁卷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各存一半。
历史沿革
据考，汉高祖刘邦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
北魏时期，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为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皆赐予“铁券”，连一些宠宦、宦官也有获得“铁券”的。而且，从隋代起，“铁券”上的丹砂填字渐渐改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将其称为“金书铁券”。唐代最着名的“钱镠铁券”，是乾宁四年（897年）唐昭宗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现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早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
宋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家喻户晓的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小旋风”柴进家的“丹书铁券”，确实有其历史依据。
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
形制演变
始于汉高祖，后代沿之。原以丹书于铁板，故名。涌进仅为颁发给臣下的一种封侯及荣誉凭证。
南北朝以后，始具有免罪免死的功用。西魏还密赐予欲归附者，作为归附后享有特权的保证，并听世相传袭。
唐朝在制度上作了明文规定。形制历代不一，后世基本上仿唐制。
金朝铁券状如卷瓦，刻字画栏，以金填之，半予功臣，半留内府，以御宝为合。
明洪武二年（1369）封功臣，因唐制有所损益，形亦如瓦，分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广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广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外刻所赐功臣履历、恩数，中镌免罪，减禄之数。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者，曰奉天靖难推诚；余则为奉天翊运推诚和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颁给功臣，右藏内府，有事则合之，以取信。洪武三年，赐铁券者公六人，侯二十八人；二十五年，改制铁券，又赐公及故公共八家。永乐初，靖难功臣亦有赐者。
制度追溯
丹书铁券，是封建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勋章(或奖章)，只不过其形制稍有不同内涵较为宽泛。但从其源流、功能、性质等进行考查，铁券是勋章的雏形。
追溯铁券制度的形式，最早滥觞于战国时的铜节。“铁券”一词始于见于史籍《汉书·高帝纪》和《祭遵传》，其曰“丹书铁契”、“丹书铁券”。程大昌《演繁露》中云，铁券壮如圆筒瓦形，铁质金字，两券合而为一整体，左券颁发给受券人保存，右券藏入皇家内府或宗庙内，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检验真假，防止伪造。不过从现存最早的铁券来看，至唐代后期，铁券的分藏制度已有所改变，圆筒瓦形已为覆瓦状，不再对分收藏。
据史料载，早在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为巩固其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功臣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当时的铁券还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作为一种封侯的凭证。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发给宗室、亲近大臣的铁券是作为护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较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皆赐给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
到宋元明清时期，铁券的颁赐逐渐趋于完备。明代起就规定有整套制度，朝廷根据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为七个等次，各依品级颁发给铁券，不得逾越。
铁券上的文字在汉时用丹砂填字，即“丹书铁契”；梁时用银字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所以后世称铁券为“金书铁券”，又因铁券可以世代相传，又称铁券为“世券”。
现存最早的铁券，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五代吴越国王钱镠铁券，已千余年历史，据报道，这道铁券是公元896年，唐昭宗为嘉奖吴越王钱镠讨伐董昌有功，特颁赐于钱镠的。铁质铸成，形如覆瓦状，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41厘米，重约132两，上嵌金字350个，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甚工，现金字多有剥落。铁券的主要内容是记载被赐者征讨董昌的功绩，因其对朝廷有如此功劳，所以“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意即皇帝可免钱九次死罪)，是皇帝赐给臣下的一种奖赏和信物。
由此以来，我国古代的铁券无论其形制如何演变，内容如何丰富，目的始终没有超出“表德彰义，率世历俗”的范畴，这与现代的勋章、奖章的涵义是吻合的。
铁券内容
铁券镌刻的内容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赐券的日期，赐予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皇帝给被赐者的特权，如免死等；四、皇帝的誓言。按朝延的有关法律，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种种特权。
铁券上的文字在汉时用丹砂填字，称做“丹书铁契”，即“铁券丹书”。
唐以后铁卷不是丹书而是嵌金，《辍耕录》记载唐赐吴越王钱镠的铁卷，形状宛如瓦，高尺余，阔三尺许，卷词黄金镶嵌。誓词有所封的爵衔，官职及受封的功绩等，另刻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明代铁卷依照唐制，不过“所谓免死，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后革爵革薪，不许仍故封，但贷其命耳”（明沈德符《野荻编》）。
铁券外形
铁券是外形如筒瓦状的铁制品，铁券上的信词最初时用丹砂填字，合称“丹书铁契”，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以金为匮，以石为室。梁时用银字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所以后世称铁券为“金书铁券”，又因“铁券”可以世代相传，又称铁券为“世券”。
铁券不一定有免死效用，一般仅是赐予官爵、邑地。《后汉书·祭遵传》：“丹书铁券，传于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