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纪律，明宣宗从宣德元年（1426）到三年（1428）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另外，明宣宗在宣德三年（1428）颁布了关于征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规定，条款从8条增至19条；四年（1429）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营私舞弊的条款22条。同年，他为了表示对军事和提高军队士气的关心，在bj郊外举行了一次王朝最令人难忘的公开军事检阅。京师在训的部队定期随御驾巡视北方边境和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
进军漠北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开始，明成祖御驾亲征率领明军北伐漠北。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骑，迫使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明成祖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明朝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
永乐十年(1414)，明成祖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永乐帝班师回朝。
永乐十七年（1421），明成祖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蒙古势力遭到明成祖的连续打击后，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变前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但即使是土木之变，明朝也是迅速动员兵马取得了bj保卫战的胜利。
平定叛乱
明宣宗登基之后，摆在明宣宗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明宣宗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汉王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被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朱高炽病逝，明宣宗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他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
稳定边防
明宣宗担心秋高马肥时胡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明宣宗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矢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
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并请求朝廷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明宣宗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明宣宗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国也就是交趾国，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实行土司制，归属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设卫所；在hlj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其疆域远在汉唐之上。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大明的属国。
民族
明成祖认为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慎重，“四夷顺，则中国宁”，只有安定四方，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他注重从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并注意政策的实效；在军事上剿抚并行；经济上减免税负，加强贸易往来，实施屯田；文化上，积极推广中华文明。
永乐时期，明成祖继承明初朱元璋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些有效作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同时顺应蒙汉交流的历史大趋，改变洪武朝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之间贸易限制政策，推行明蒙之间的通贡互市政策。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发展与蒙古诸部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择明蒙交界近边之地开设马市，允许蒙古部落与明朝互市贸易、交换，并对其加强管理。这些措施，尽管因受明蒙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存在一些局限，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明蒙间冲突对抗的复杂关系，为开启明代蒙汉民族“通好”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明仁宗在位期间，选派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被合并已有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朱棣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外交
海外交流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不久，就依照洪武初年的建制，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市舶提举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以加强管理正当的中外贸易和友好交往。并且不断地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臣，仅永乐元年（1403）就派宦官出使各国达三次之多：九月十五日，朱棣遣宦官马彬等出使爪哇国，并诏谕苏门答腊、西洋琐里等国；同月二十四日，遣宦官李兴等出使暹罗；十月十三日，宦官尹庆奉使诏谕满剌加、柯枝等国。从此开了宦官出使外国的先河。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宏为副使，率水手、官兵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自此以后于永乐五年（1407）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多年间，郑和又先后六次出海远航。郑和七下西洋，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教圣地麦加。
明仁宗时期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
明宣宗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明宣宗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再通西域
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tlf、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主要影响
永宣盛世时期，对西南的四川西南部、贵州全境、广西北部、云南东部（云南的西部置乃是历史上的南诏国）、湖广西部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流并治、改土归流改革，拓宽了国土的农耕面积。据《明史》七十七卷载：永乐初，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处、地僻处、输粮艰难处、屯百名兵民者，委以百户；屯兵三百名者，委以千户；五百名以上者，委以指挥提督之”。垦荒屯田“永不起科”，这是破格地最大优惠地鼓励在和平环境下，兵无战事而转向西南当地屯田垦荒。只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屯田、垦荒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得到特级的照顾和优惠。于是出现了军屯于田、民乐于业的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个时期，西南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开创了33年的繁盛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之一。永乐皇帝在位期间，郑和下西洋远播中华文明，大型丛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则空前系统地梳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洪熙、宣德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这段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复兴的文化都透过遗存的文物闪耀出璀璨的光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属器等各门类工艺美术创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证着明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