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开战
战役过程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第五次合肥之战爆发。
孙权出兵想围攻合肥新城，因城远水，二十余日不敢下船。
魏将满宠对手下诸将说：“孙权知我移兵城外，定会夸海口。前来展示其实力，邀取功名。虽然他不敢向前推进，但定会上岸来炫耀兵力，以示其兵多将广。”于是满宠便派遣六千步骑（带兵将领不明），在淝水隐处伏兵等待。后孙权果然上岸耀兵，满宠伏军突起袭击，斩首数百，也有逃至河中溺死。
吴主孙权大怒，于是攻打合肥新城，吴将全琮率领步骑五万攻六安，最终都是不克而还。
史料记载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
《三国志·吴书十五·全琮传》：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
史料总结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的第四次合肥之战：孙权在合肥境内登岸，本欲耀武扬威，却被伏兵所击。而孙权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又都是不克而还。
第五次开战
战役过程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第五次北伐，遗使请东吴一起出兵。孙权答应。孙权误以为谓魏明帝曹睿不会率大军前来，于是，同年五月，孙权进驻巢湖口，自称有十万人，亲自带兵攻向合肥新城；另一方面，又派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进驻江夏、沔口，攻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驻淮，向广陵、淮阴进逼，形成三路兵马北伐。
六月，曹魏老将满宠打算率领众军援救新城守将张颖，但殄夷将军田豫却认为该新城自守有余，如果有援军至，怕孙权反过来吞并满宠的援军，于是说：“敌人竭尽全力大举出动，不只是为了争夺小利，他们是要借助攻打新城以引诱我出动大军。应该听任他们攻城，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应该与他们争高低。他们攻新城不下，士兵必然疲惫；等其疲惫之后，我们再出击，可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就不会再攻城，必定会自动退走。我们若现在进兵，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此外，大军出动的方向，应该使人难以预料，不应该让军队自己筹画。”而当时吏士多请假，满宠上表请召中军兵及召回所有请假将士，集合抵挡。不过散骑常侍广平刘邵认为满宠该自守不攻，避其锐气；而中军则先派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出发，将队伍排列疏散，多加旗、鼓，敌军知道大军到来，必定自走，可以不战而破。魏明帝听从其计，先派前队出发。
而魏明帝也不接纳满宠提出的撤离合肥而退至寿春的意见，认为合肥、襄阳、祁山是曹魏东、南、西三个重要防点，守城有余。卫臻也看穿了孙权外表上响应诸葛亮，其实内心只是想在一旁观望，认为合肥城池坚固，孙权的进攻不足为虑。
当时的满宠至少已有76岁的高龄。满宠的大军援救计划被田豫驳回，满宠的撤除合肥新城退至寿春的计划又不被采纳。于是，满宠便募集数十壮士，折断松枝为火炬，灌上麻油，在上风的位置顺风放火。火势在风力的作用下不断蔓延，一直烧到了敌军的攻城器具。孙权的侄子孙泰前来救火，满宠军队又向吴军放箭。当时满宠军队射出的箭支是顺风而行，被风力增大了射程和贯穿力，最终射杀了孙泰。至此，吴军的一些攻城器具被烧毁。
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曹魏的合肥新城守将张颖等拒守力战，使得孙权久攻不克，双方一直战至七月。
七月壬寅日，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东行。魏明帝曹睿的大军距离合肥新城还有数百里的寻阳时，孙权便恐惧而退走，进攻淮水流域的孙韶军亦同时回师，只有进攻汉水流域的陆逊军继续战斗，但不久亦撤退。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三·明帝纪》：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
《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卫臻传》：帝欲自东征，臻曰：“权外示应亮，内实观望。且合肥城固，不足为虑。车驾可无亲征，以省六军之费。“帝到寻阳而权竟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刘邵传》：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田豫传》：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贼遁走。
史料总结
青龙二年（234年）夏秋之交的第五次合肥之战：孙权此次出征是孙权最后一次亲征，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被合肥新城守将张颖屡屡击退。而曹睿举曹魏朝廷大军来征，吓得东吴军队全线撤退。不但孙权都退走，孙韶、张承也都纷纷退走，甚至远在汉水流域的陆逊、诸葛瑾也都恐惧退走。
起初，孙权挟赤壁之战的胜利之威，只需要面对“城欲崩”、庆幸“得全”的少量合肥守军。后来，面对的是人数仍占明显劣势的7千合肥守军。再后来，孙权面对的是曹魏的扬州、兖州、豫州这三州兵马。如今，却要面对魏明帝曹睿亲自率领的曹魏朝廷大军。孙权固然想拥有合肥，但他要面对的魏军却是越来越多了。或许，此时的孙权非常后悔当初就不该相信蒋济的伪报之信。
第六次开战
战役过程
253年，吴太傅诸葛恪由东兴回来后不久，不顾众臣劝阻，于三月亲率二十万人再次出兵北征。夏四月，围攻合肥新城，诸葛恪建起土山急攻，魏将张特与三千人守新城三个多月，死伤甚多，城池将破。
张特对吴人说：“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现在我已无心再战了。但依魏国法规，被攻超过一百日而援救不来的话，虽然投降，家人可以免去刑责；自抵抗敌人以来，已经九十多日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者已经过半，城池虽陷，如有半数人不想投降，我便与他说话，陈明善恶，明日早上送名，你们先以我的印绶拿去作信托吧。）”
张特便将印绶抛给他们，而诸葛恪相信他，便不取印绶。于夜中，张特却拆去屋舍的木材、围栏，将城墙崩溃的地方补上二重。到明日，张特对吴人说：“我但有斗死耳！（我只有战斗而死了！）”坚守不降，吴军大怒，进攻但已不能攻克了。当时天气又炎热酷暑，吴兵疲劳，疫病横行，得病的人有大半，死伤严重。诸葛恪攻城不下，迁怒于各部将，士卒怨声不断。
早在当年的五月，曹魏朝廷得到了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的消息。便派遣魏太尉司马孚率援军二十万人赶往新城。司马孚知遁吴兵已疲乏，便进兵大败吴军。八月，诸葛恪无奈引军归还。司马师命文钦督遣精锐部队会合，要其断诸葛恪的退路，毋丘俭等将断后。诸葛恪惧怕而遁逃，文钦上前大败敌军，斩首万余人。
参战人物：吴军（诸葛恪、朱异、蔡林），魏军（张特、司马孚、文钦、毋丘俭）
史料记载
《晋书·帝纪第二·景帝纪》：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于是使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
《三国志·吴书七·诸葛恪传》：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记忿痛，大小呼嗟。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秋八月，军还。
《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既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於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
《魏略》：是时，张特守新城。特字子产，涿郡人。先时领牙门，给事镇东诸葛诞，诞不以为能也，欲遣还护军。会毋丘俭代诞，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诸葛恪围城，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馀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馀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安丰太守。
《晋书·列传第七·司马孚传》：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遣毋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毋丘俭传》：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史料总结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至八月的第六次合肥之战：诸葛恪不听聂友等人的劝阻，违众出军，被曹魏合肥新城守将张特屡屡击退，“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最终只得退还。退走之时，又被曹魏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为诸葛恪的败亡和孙峻、孙綝的先后上位，埋下了伏笔。
历史意义
合肥之战的胜利对曹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带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合肥的主要作用是抵抗敌人的寨垒，所以守备能力对曹军极为重要；而东吴若要北伐，合肥是其中一个障碍点及补给点。六次合肥之战，终吴之世，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