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朱由校将同样的意思告诉了方从哲，让他转告给齐党，楚党，浙党诸官员。但也明确地告诉他，要做到皇帝放权给首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在朝廷中要形成两股或者更多不同施政思想的团体，才会有这个可能。
既然大家要党争，那就争一些有用的东西吧。我不要你们争谁是小人谁是君子了，你们可以争谁贪污了，可以争谁的施政方法不对……反正，你们要争一些实在的东西，至于虚无漂渺的君子小人之争，可以休矣。
皇帝这样做，倒是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因为君子群而不党的意识深入人心，皇帝的作法，似乎是鼓励大家结党，也表示皇帝并不认为他们是君子，而是朋党小人。虽然朱由校在之前已经和两位辅臣说明白了，并没有这层意思，而只是想大家做些实事，但不满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不过朱由校也不大在意。等到文官们尝到权力的滋味时，他们的不满会消失的。
至于这样做有多大效果，朱由校倒是不大在意的。反正他又没准备立刻就进行放权行动，而且民众的接受程度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自己才二十多岁，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地推进这个过程，只要先把国内民众的精气神提了上来，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不相信就搞不出一套适合大明的政治方式，说不定到时候的方式比西方的两党制还要好呢。
魏忠贤指挥着厂卫，继续在南方深挖偷税漏税事件，而廉政公署则借着厂卫交过来的一些材料，将一个个犯有贪污，以权谋私的官员请去”喝茶“，挖出了一大批驻虫。由于廉政公署只受皇帝直管，张诚以国舅之尊亲自坐镇，任何想要在这里说情讲话的都无法开口，所以效果可以说是极好的。
经济调查局也不甘示弱，在南直隶各县开始了清账大行动。他们有一句名言：”数字是不会骗人的。“当然，数字也是会骗人的，但在朱由校的指导下，研究院算术科和吏员学堂会计科的学生研究了大量的真实账本，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以一为首位数字的数出现的机率，要远远大于理论上的九分之一，而且数字越大，越难出现在首位数字。
这个规律成了经济调查局的不传之秘，用来验证是否造假实在是百发百中。而只要知道你造了假，那认真地查询之下，再完美的假账也是经不起清查的。
而且朝廷两年前便发布命令，所有的公用账本必须采用复式记帐法。这主要是为了给吏员学堂会计班的人提供职位所发布的政令，而这种记账法使得造假帐更加不容易，查帐更容易发现破绽。
厂卫主要负责查实民情，安全事宜，廉政公署主要对付官员的贪污**，经济调查局则是对所有国家机构都有查帐之权。三司各司其职却又能互通有无，使得各司的效率都大为提高。而三司又有互相监督之权，这样也可以使得这三支队伍更容易保持其本身的纯洁性。官员们倒下了，留下来的空便成了诱人的果实，使得很多官员开始想要采摘。朱由校和徐光启先就说好了，吏部委任七品及以上官员，必须保证此人是心向皇帝的新政的，所有曾经对皇帝的新政有微词的人都不予考虑。现在还没有到放权的时候，先必须将国内捏成一块铁板，才能应付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灭国之战。
冬去春又来，天启七年八月，杨涟所做的培高田地试验终于出了结果。他用了小麦，玉米，落花生，红薯，马铃薯，谷子（小米）六种作物，在陕西，北直隶，山西，山东，南直隶五地进行了严格的对照实验。
结果是令人振奋的，虽然红薯、玉米和落花生产量没有达到皇帝所说的三倍，而只有两倍多，但这已经震惊了农业部的官吏们。杨涟在给朱由校报喜时，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道：”陛下的培高田地之法，虽然不能在全国各地均实施，但至少可以占到全国土地的三成以上。而且很多以前不能耕种的盐碱地也可以栽种了，这相当于增加了多少田亩。更不用说再也不用担心天旱，陛下，国内积粮两年的目标，眼看着就可以实现了。“
朱由校心里当然更加兴奋，不过是在书上看到的一种方法，竟然有如此效果，说自己不得意那是不可能的。他笑道：”喂养的鱼苗应该还没有收获吧，这可是比粮食还要好的东西。“
杨涟道：”因为造田用时较长，所以鱼苗只是长了五个月，还没有到收获之时，但臣见过肥鱼在沟中游动的样子，一亩之地收获几十斤应该没有问题。“
朱由校笑道：”两年粮食储备，指的是不饿死人的情况，但朕的想法是，两年的小麦或者稻米储备，红薯这东西，饥年当然可以饱腹，但平日里当饭吃就有些过了。如果有一天，农户将红薯喂给猪吃，那就真的不用担心粮食问题了。“
杨涟面色不豫地说道：”陛下，陕西真的有农户将红薯喂给猪吃，不过臣狠狠地骂了他们，日子刚刚过好了，就开始乱来了，做成粉丝不好吗？“
朱由校愣了一下，很快就想明白了：”杨卿的意思朕明白了，京城到陕西的交通问题朕已经与铁路部和公路委员会交换了意见，准备先建设从京城到西安的g3高等级公路，同时开始京西线的勘探工作。兵器局已经在陕西进行了煤矿和铁矿的勘探，商州铁厂已经开始了建设，所以陕西的交通状况很快就能改变了。“
陕西是大明农民起义的根源地，朱由校当然不想再出现闯王之类的农民军，所以他登基以后，第一要注便是要保证陕西人有饭吃。先是孙传庭，后有洪承畴两位得力大臣坐镇陕西，一定要保证陕西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