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说出要提高官员俸禄，刚才心里有些小芥蒂的大臣们都开始鄙视自己刚才的小心思了。官员中有象李三才这样非常富裕的情况，但大多数家里其实条件并不是太好，即使是东林党中的杨涟、左光斗、赵南星、公鼐、黄尊素等都是小康水平而已。大家又一起跪倒，口中齐呼：“圣明无过皇上。”有些因为清廉所以贫穷的京官，更是激动得眼中微有湿意。
朱由校接着道：“关于商业税的收取方法细则，由徐尚书主理，吏部礼部刑部工部亦要派人参加，一起商量出来后再上疏吧。至于增加俸禄之事，就由首辅大人牵头，六部派人协助，也要定出一个办法来，都报到朕这里来吧。”
徐光启和方从哲出列领旨，退朝后，众臣鱼贯退出，一路上就开始讨论今天的两个议题，倒也是颇为热闹。
很快，徐光启将收税方法写了折子奏上，朱由校仔细一看，初步定下的税率为半成，坐商一年收两次，行商为一次货物交一次，交税之后，均应该发放税票，行商的税票通行全国，一次货物不得重复收税。
户部于每县设一税务处，每州设一税务司，每府设一税务局，每省（布政司）设一税务厅，户部则设一税务总署，徐光启推荐的署长是毕自严。朱由校下旨右佥都御史兼天津巡抚毕自严着升为户部左侍郎，兼任税务总署署长，税务系统进行直管，与当地官府无从属关系，并可以调动地方军队对付恶意抗税的商家。
在这一期的《大明周报》中，议政部分出现了一篇署名啸启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要收商业税》，这篇文章全部用的白话，先从国家的职责说开来，认为国家应该是保证每个臣民的权利的，那如何保证呢？就需要军队，官府衙门，学校，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各个机构，而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都是需要用钱来支撑的，钱来自哪里呢，当然只能由税收中来，这就是所谓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而朝廷的税收现阶段主要是农税，朝廷为了对付建奴加收了辽饷。普通农家大多贫苦，很多人家已是不堪重负，而商业税则几乎没有收，很多大商人因此而变得富可敌国，例如前河运总督李某，家产超过了一年朝廷的岁入，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收商业税的结果，本来应该是国家的钱，也就是大家的钱，结果却聚在少数人手里去了，供他们花天酒地，而国家和普通人却根本没钱可用。
然后他提出税收应该顺应天道，要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应该要收商业税，而且应该是收重税，将逃税者严惩。并希望皇上能好好查一下官员的家产，相信有大量家产的人不可能所有的钱都是干净的，只要查出有违国法，应该斩其头，抄其家，灭其族。
最后他认为，商人能够在一个平安的环境下经商，在行商过程中没有盗匪抢劫，坐商没有地痞流氓捣乱，本来就是朝廷善加管理的结果，朝廷缺钱，最后导致管理不善，盗贼蜂起，流氓横行，最后吃亏的还是商人，商人们应该想明白这一点，交税其实就是保护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结尾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交税光荣，逃税可耻，抗税该杀。
当然下面有编者按：此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皇恩浩荡，并未对商业征收重税，将会下旨定税率为半成，不过也希望各位商人能急朝廷之所急，体念圣意，为大明的财政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朝廷不会忘记各位义商的支持的。
这份杀气腾腾的文章和下面安抚为主的编者按，又引来了大量的读者来信。王承恩汇报说，大多都是支持啸启先生的观点的，有人说辽东汉民被建奴破了家，有多少钱最后也没有用，如果朝廷有足够的钱招兵买马，早就荡平辽东了；还有人认为要号召大家不和逃税的人做生意，并积极举报逃税者；也有人提出要防止收税过程中的贪腐问题，请朝廷加强监督。
朱由校听得连连点头，周报的读者基本上都是家有余财的，既然大多数都支持朝廷收商业税，当然说明大多数商人对商业税并不抵触，因为他们明白交税的意义，明白自己能平安经商是朝廷在后面当他们的靠山。有问题的是一些有后台的商人，他们其实也已经交了税，甚至比朝廷的税率更高，只不过他们是交给了各级权贵，现在朝廷要收商业税，他们当然不会愿意。不过不管他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朱由校都准备用强硬手段来把这个商业税推行下去，哪怕出现《五人墓碑记》里的情况也罢，商业税，朕是一定要收的。
他命令王承恩把这些里面写得较好的稍加润色，登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并加编者按说皇上很感谢臣民的支持，一定会让户部制定出恰当的收税制度和监督措施。
如何防止税务贪腐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朱由校先找来了魏忠贤，交代他东厂要在各级税务部门里派驻人员，专司监督之权。
魏忠贤自然是一切听皇帝的，他拍着胸膛对朱由校保证：“只要有收税的官员敢贪污，奴婢一定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朱由校连连点头，大赞道：“你办事，我放心。”又让魏忠贤感动得泪流满面，连连叩头后意气风发地退了下去。
朱由校还沉浸在这句名言中，等魏忠贤走后，他却突然想起，历史上这句话中的“你”最后做事并没有让“我”放心呀，如果东厂和税务部门的沆瀣一气，那怎么办呢？
不能什么事都交给魏忠贤，这样最后可能事没干好，还会害了他。我还是要建另一个监察机构，想起上次酒楼里听到的话，于是将张诚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