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看到了内阁会议的记录后笑了笑，孙承宗的表现让他很是满意，他已经看明白了民众的心理，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让民众接受好的政策，已经成为了一个务实的官员了。
而象杨涟，左光斗等原来的东林人，也慢慢地蜕去了东林人一贯以来那种好虚言，轻事实的风格，都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得力官员。在原来的历史上，这两人都已经死在狱中，现在却贵为一部尚书，为了大明的农业和水利事业尽心尽力，得到了大臣和百姓的一致好评。
由此可见，皇帝的喜好是很容易让官员们知悉的，而且对于整个官场有着指导性的作用。象嘉靖帝迷信道教，便有青词宰相严嵩的受重用，大臣们都来写青词。现在朱由校想要办实事的官员，那么官员们摇身一变，便很容易从平日的激昂时事变得务实有为。所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而上梁不正下梁歪更是说出了事情的本质。
大明的官员数目正在迅速增加，吏员学堂和会计学堂的学生们进入了各级官衙进行实习后，表现优秀的被迅速地提拔到铁路部，农业部，水利部，税务署，银行等新兴部门中。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京师大学堂又新添加了一个管理学院，专门培养初级官吏。
而科举还是在正常举行，只是参加的人数在大幅度地减少。www.youxs.org，何况学堂出来后一样可以做官，象吏员学堂第一期的学员最高的已经是四品官了，这可是算高级官员了，这升迁速度便是科举的一甲也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
当然，科举的形式也进行了改革，以前考的是八股文，重对仗，行文格式极其重要，而现在的科举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便是算学，一部分便是策论。算学是做不了假的，而且答案唯一，也防止有徇私舞弊的情况出现，占了一半分数。策论一般是针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论述，要求言之有物，空话大话是得不了高分的。
算学必须得到三十分或者以上（总分五十分），才会看他的策论。而策论的阅卷是采用的一初阅，二重阅，三抽阅的形式，一经发现有徇私舞弊的情况，考官剥夺官职，其家产充公，永远不准再进入官场。考生则永远失去考试资格，并要在劳动营中改造三年。
每次乡试的试卷由教育部组织当地的学堂教师出题，阅卷。而会试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一直到考试前天晚上皇帝才将题目拟好，然后由书记官抄录好后，第二天在考场里面公布。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题目泄露的可能性，保证考试成绩的相对真实。
殿试则是一篇策论，由皇帝当场出题，一般都是对当前大明国的形势的看法，属于开放型的题目。贡士们当场作答，由内阁阁员当场阅卷，皇帝审阅，然后评定名次。虽然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少了，但其实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杀进殿试的都是极为聪明之辈，所以朱由校对他们还是抱有极大的希望的，而且从中也挑选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人才，放在各级官府中先历练，等待他们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各藩属国的学生对于学堂的兴趣缺缺，却对科举考试情有独钟。特别是南越，在天启十一年的科举中有一名南越学子高中了榜眼，而大明将这个南越榜眼直接任命为广西道御史，并且赏赐给其家人大量的银钱和物品，一时震惊了整个南越。很快在南越掀起了一场学习的热潮，南越当地的汉文书籍销售一空，倒是让卖书的商人很是赚了一笔。
朱由校认为科举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特别是在传播华夏文化方面，现在的南越，新洲，渤泥的汉化教育进行的极为顺利，在当地汉语已经成为一种高贵的语言，而本地语言被压制得很厉害。而日本和朝鲜两地本来就是大量使用汉字的地区，现在则是汉字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朝鲜，原本只是在高层中使用汉语和汉字（下层人基本不识字），现在也随着劳务输出的进行，大明与朝鲜的交流更加频繁，使得大量的下层民众也开始认可汉语，以讲汉语为荣，朝鲜本身的谚文倒成为了身份低下的象征。
对于这种情况，大明的君臣是喜闻乐见的。特别是以孙承宗为首的一群官员，总认为只有汉字才是最美丽的文字，汉语是最美丽的语言，让所有的藩属国子民都讲汉话，写汉字是每个儒家弟子努力的目标。而他的忠实拥趸，教育部长杨鹤安排了大量的学子，远赴大明各藩属国，进行汉语教育。
而为了在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的藩属国中传播汉语和汉字，经过朱由校的批准，由杨鹤牵头，组织翰林院的学士进行了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本身是一个自汉字诞生以来便在进行的过程，在南北朝时第一次出现了简体字这个名称，又称破体字，俗体字等。只是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
杨鹤他们先搜集了自宋元以来常用的一些简化字，制成了《常用简体字表》。选字时有三条原则：以述而不作之原则；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原字笔画甚简者，不再求简。
《常用简体字表》首先应用到藩属国内，结果反映非常好，大家一直诟病的字难写在这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报经皇帝批准后，在天启十年时，开始在国内学堂中推行。
杨鹤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得意洋洋地指出，按现在的发展趋势，南越的喃文，朝鲜的谚文应该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完全消失，而吕宋，渤泥，缅甸，暹罗大多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正适合汉字的进入。可以期望，百年之内，这些藩属国与国内无异也。